周耀輝 幸或不幸 皆是剎那

今年九月，是周耀輝的開學季。由工作了十數年的浸會大學轉至都會大學授課，面對陌生的班房、陌生的規矩、陌生的通勤路線，他形容眼前所有事物都滲著一種名為「未知」的光芒：「我懷疑好多人做咗一份工十幾年之後，會覺得唔好搞啦，唔使做最好，或者變得麻木；但我冇，我覺得裡面有太多大家嘅感覺、感情、感觸。我仍然想做落去。」

新的開始，新的定義，新的找尋；耀輝對這些未知甘如飴之，樂在其中。

保持敏銳 繼續好奇

與耀輝在校園步行至辦公室期間，升降機裡有學生在談論羅馬書，耀輝聽著不禁搭起話來，好奇他們為何「無端白事講聖經」。這份對世界對年輕人的好奇，耀輝從未丟失，在教授了十數年的歌詞班裡，他最常問學生的，是「最近發生了什麼事？」。

「假如你入到班房，冇嘢講，可能就真係麻木咗，因為你一路過生活，但你唔知道發生咗咩事⋯⋯點解會冇嘢發生？點解會冇嘢講？我經常覺得冇可能，一定有㗎，睇過齣電影，同人傾過一句說話，一定有。」

在耀輝眼中，生活必須時時保持敏銳，這除了是創作人的自覺，更是生活的基本練習。他坦言，自己十幾廿歲時，鵪鶉到冇得再鵪鶉，在課室經常坐到最遠，不敢表達自己，最後變得不想表達，沒事可表達：「所以如果有呢個緣份，喺佢哋十八、九歲嘅時候，遇到周耀輝呢個老師，算佢哋唔好彩（笑）⋯⋯我想同佢哋講，其實你講咩都可以，冇任何諗法、問題、意見，係唔值得講出嚟。」

數年前，耀輝曾言城內年輕人帶有「蒼老感」，到了今天，他坦言這形容詞未必再恰當，皆因這代青年經歷過太多巨變，他甚至不敢猜測年輕人需要再經歷什麼，才可以打從心底「走出來」。耀輝回憶，當年能夠逐漸找回自我價值，是源於別人的鼓勵與肯定，「每個人都要尋找自己喺世界嘅位置」，既然今天世界變得更複雜，他想與新一代一同迷惘，一同無所適從，然後再一同尋找，直至尋見。

幸福玻璃球

「我哋讀書嗰陣有『四仔主義』，老婆仔、生仔、車仔、屋仔，呢啲就係社會幫你定義嘅幸福。當時如果你入到大學，呢種幸福基本上唾手可得。」把八十年代的「四仔」放諸今天，先不談是否等於幸福，但至少是一件很艱難，很奢侈的事。然而耀輝覺得難有難好，當「安穩的路」已成過去，便可生出一種「重新洗牌」的自由與釋放，去靠近真正屬於自己的未來。

七十年代時有一電台節目叫《幸福玻璃球》，當中的獨白把幸福形容是從天而降的玻璃球，碎片散落一地，有人撿得多，有人撿得少，沒有人可撿得全部。當時的少年耀輝，自覺與世界格格不入，但社會仍然極度歧視尋求另類生活的人，於是他不敢輕言幸福，也不解碎片的分配為何如此不公，甚至𠝹得他頭破血流。

「永遠都係執到一啲，放棄一啲，當你再執到，又會再放棄；可能呢個係我而家對幸福玻璃球嘅想像，就係隨時都會轉動。」耀輝以考車作例，考到車牌時感到幸福，但駕駛時又要煩塞車煩泊車，至於當初想要的幸福呢，又要再度動身追尋：「幸福係一種不斷變化嘅境界，或者應該講，如果你經常都處於幸福狀態，其實都好恐怖，因為你就唔會再郁。」

城內越覺得迷茫 沿路越愛捉迷藏

三十多年來，耀輝寫下過千份歌詞，他將其中的核心思想歸類成「對未來的未知感到好奇」；這份好奇心，成為他繼續走下去的力量。他直言自己不是一個經常話當年的人，與其眷戀從前，倒不如在新事物上發掘未知的樂趣。

問到哪份歌作最能表達耀輝心目中的幸福，他想了想，遂交出〈剎那的烏托邦〉這個答案：「嗰個所謂嘅烏托邦係最幸福嘅一種狀態，就算極其艱難、只得剎那，我哋都要爭取⋯⋯當失去烏托邦嘅時候，就再搵下一個剎那。」當下香港，甚是艱難，耀輝清楚不過；可是他相信，在看起來不怎麼快樂的日子，會滋養一種生機，使我們加倍敏銳，對「活著」這回事，思考與感受更多。

「我而家呢個年紀，容易得到一啲短暫嘅幸福，例如係食隻雞髀，已經覺得好開心，因為細個冇咩食。」個人的幸福，耀輝認為容易達成，可是社會的集體幸福卻困難得多：「我覺得我哋仍然要相信而家俗稱嘅『小確幸』，例如係食一碗餐蛋麵嘅幸福，係一定要有，但如果你只係滿足於呢啲小確幸，而唔掂周圍大世界嘅不公不義、不快不樂⋯⋯我唔敢論斷，因為可能係其他人嘅求生之道，但至少我唔得。」

「點解我哋嘅城市咁多年都係咁？」這個問題，是耀輝經常思考的事：「由我十幾歲去到我而家六十幾歲都仲係咁。」他無法否定當中的迷濛與灰沉，可是他隨即引用〈剎那的烏托邦〉的一段歌詞「城內越覺得迷茫／沿路越愛捉迷藏」——

「我覺得要沿路越愛捉迷藏，繼續玩落去，繼續自得其樂，繼續同周圍可以一齊玩呢個迷藏嘅人，去尋找剎那的烏托邦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