陽光明媚，卻未必能照進人心。在《白日之下》上映以前，我們已經知道電影故事的脈絡，畢竟那是曾經轟動一時的新聞。多年過後，也許這些事早已在被遺忘，但導演簡君晉還是有揮之不去的感覺，是一種難以割捨的上心，「我會不斷問我作為電影工作者，可以在這件事上做些甚麼？是否真的可以拍戲，令世界和社會改變得好一點？」這一念促成了《白日之下》的誕生。日光之下無新事，人們總是能再三把良善暴殄，重拾這個事件，這次簡導希望探討背後感受，「純粹拍了整個真實新聞事件出來是沒有意思的，我想集中在人身上，這樣才能產生共鳴。令觀眾開始討論，我覺得算是成功第一步，所以這件事上，我不想浪漫化任何東西。光天化日之下，為何有些人在陰影之下受苦，為何有人會那麼沒有尊嚴地生活，但我們又那麼幸福？我們都是想說這件事。」
沒有無緣無故的惡
《白日之下》以2015年劍橋護老院虐待院友事件，結合2016年康橋之家院長涉嫌性侵院友、大半年內六人離奇死亡事件為題材，導演企圖借電影探討這兩宗「新聞事件」背後的人性善惡；與近年類似的是近年視影視作品如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、《Spotlight》相比，《白日之下》更聚焦於事件背後所承載的情感，而非傳媒探查真相的過程，但同樣極具批判意味。
余香凝飾演的琪姐，是「A1新聞社」偵查組的記者，擅長作卧底「放蛇」調查。本著記者相對客觀的角度，以旁觀他人痛苦的她，這次竟身陷其中，直面最大的惡意，這其實也是導演的切入視點。「對我來說是要認識記者這個崗位的心態是什麼呢？有什麼價值觀？面對的掙扎是什麼呢？我拍出這些。始終電影是回歸於人。在拍攝前後，簡導的心理遺跡也有所不同，「五年多前我會神化記者。到真的認識了原型兩位記者及不同新聞工作者，其實他們都不希望被神化。雖然拿到手的資料多得可以開拍劇集，但最後我們反而要把這些放低。因為我們不是要重組真實或者拍攝記者日常。」
戲中的殘疾院舍「彩橋之家」，又是另一個非人道困境：病患衰老當然是身不由己，但有些病態卻是源自人為的惡意，「例如林保怡院長的角色，他一定是個反派，但我不想他只是大奸大惡，因為我覺得沒人會覺得自己是在做壞事。他一定有一個邏輯推使，使他自己認為是對的。我想我最大的問題是，『What Made Monster？』我不是同情他，我絕對不會同情作惡的人，但大家能否再多想一層：是誰或是甚麼製造了這些惡魔？」有純粹的惡意，相對地也有無邪的善意，可是無論善惡未必到頭終有報。因為之於電影，導演希望自己能不落於情感消費，只把真實的事情呈現出來。「小鈴（梁雍婷飾）和明仔（周漢寧飾）也一樣，我們如何去承載別人的痛苦，但不是拿了別人的痛苦成為了賣點，那個拿捏是很困難的。」
寫實的力量
寫實是《白日之下》的重要元素，為追求實感，導演總是小心翼翼地拿捏拍攝內容，電影以記者角度切入，視點在殘疾院舍中流轉，各人的感受重組出經過，務求令整個事件躍然於新聞。在畫面捨去嘩眾取寵的美學，選用平實地呈現氣氛，沒有污糟邋塌、也沒有過於血腥暴力，不想觀眾因而卻步。「在做資料搜集時會見到老人院、殘疾院社，真實比現在（電影的）惡劣很多，尤其是氣味很濃烈，我們拍的時候，用了其他東西去呈現氣氛。」簡潔細膩的氛圍更利突出良善的可能，放慢的節奏讓觀眾更易專注於在日復日無趣無光的院舍生活中。
為呈現記者的視點，劇組選擇在《香港01》的辦公室取景，令將繁忙的記者日常得以呈現在螢幕上。這些元素是重組新聞事件的關鍵，但更值得著墨的是如何結構出一種共鳴，「我們不像《鏗鏘集》般的，而是要在真實以外去探討我們對每件事的感受是什麼，所以在很多事上都選擇了留白，例如是調查過程。有時多了一點的內容，就很容易會變成消費，或者轉焦去討論其他東西。如果觀眾真的想知道來龍去脈，可以去看回新聞。我是希望電影可以令你感動，有共鳴。對我來說，我成長時期有是被這些電影感動過，促使我會看回那些新聞。」
電影既名為《白日之下》，當然少不了那個在上瞰視人間的旭日，以天空狀態象徵不同視點，原來是劇本一早計劃好的心思。「攝影師流星一得閒，就會去拍雲的形狀，尤其是天空的狀態。日光在這套戲中是有角色的，也是有個性的。我們想捕捉多些不同的日光，以天空的狀態表現出不同的視點。」本來代表光明的白日，卻映出了陰影的所在。而捕捉的這些日光，也是《白日之下》盡力在叩問的證明。
